絕版甲午：從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戰爭

雪珥/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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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一艘“勇敢級”（Daring）驅逐艦就停在我的窗下，只要從電腦前一抬眼，就能看見它那灰色的艦身和英寸的主炮。澳大利亞的“南十字星”國旗，在艦首旗杆上飄揚。
在悉尼上班的每一天，我都會無數次地從樓上俯視這艘軍艦以及與它並肩停泊的一艘潛艇。南太平洋湛藍的海水一漾一漾地，拍打着這些作為海事博物館展品的退役艦艇。它們也如同家中的寵物那樣，不時需要開到外海去遛遛，或到船塢去檢修，每逢它們要移動的時候，我都會趕緊下樓，近距離地觀察這些“海狼們”的動作，百看不厭。
很難想象，這個寧靜而時尚的“情人港”（達令港，Darling Habor），曾經是抗日的第一線：入侵的日本潛艇驚擾了整個悉尼，當婦孺們被轉移到藍山（Blue Mountain）後，男人們便扛着槍炮，構築了一道又一道的防線，而第一道防線，就設在這美麗的海濱。
在澳大利亞這個遠離世界其他地區的孤獨大陸上，二戰時為防禦日本入侵而修建的工事，幾乎是唯一能找到的與戰爭直接有關的遺蹟，儘管日本“皇軍”的鐵蹄一步也沒踏上這塊國土。
每次當我走過那艘滿載時排水量也才3888 噸的驅逐艦，總會想起比它年長一個甲子的定遠艦和鎮遠艦。那兩艘威力巨大得令世界側目的中國主力艦，排水量為7000 噸，主炮口徑為12 英寸。如果與它們並列，眼前這艘澳洲軍艦，將會顯得侏儒一般矮小。但是，曾經威震一方的定遠和鎮遠艦如今又在何處呢？日本人在這個城市依然頑強地展現着他們的巨大影響力，當然不再依靠槍炮，也不依靠人多勢眾。著名的紀伊國屋書店，就在古老的“維多利亞女王大廈”（QVB）左近開設了澳洲分店，不動聲色地向澳洲“輸出日本”。這是全澳洲規模最大的書店，除了大量經營英文書外，其日文書品種之多，與日本本土書店相比亦不惶多讓，而且還提供完善的訂購服務，可以購買日本出版的任何書籍。我就是在那裏買到了不少有關中日曆史的書籍；而其開闢的中文書銷售區，無論是書的品種、品質還是對閲讀潮流的把握，唐人街沒有一家中文書店可以媲美。在這個寧靜的書店之外，川流不息的人羣中有大量來自中國的遊客，他們興奮而高調地談論着，拿着大大小小的購物袋，滿臉洋溢着富裕起來後的自豪。他們當然忙得不會跨進這個日本人的書店，也不會去不遠處的海事博物館看看那些艦艇。而報亭里正在熱賣的英文報紙，則在使勁地談論着是否應該允許中國人收購澳洲的礦業。在這個年代，日本是很難取代中國而成為新聞焦點的。
我總是很抗拒別人把我稱為歷史學者，因為在我看來，“學者”這個詞還是很崇高的。在一大羣靠歷史吃飯的人羣中，並沒有幾個人夠格能稱為學者，而最多稱為職業工作者而已。而歷史於我，好在並不是個飯碗，這是我的遺憾，日本現代漫畫中的定遠艦也是我的幸運。
研究歷史便如同登山，登得越高，越是雲山霧罩，越是發覺自己的渺小。蒐集和研究海外晚清史料十多年了，隨着自己的文字得到媒體和朋友們的認可，我越發地感覺自己只是個淺薄的過客而已。這種日益強烈的惶恐感，令我終於發現了一個合適的定位：非職業歷史拾荒者。
是的，我無非是個拾荒者，鑽在別人草草開採過或不屑於開採的礦井裏，撿拾遍地的寶物。這個礦井，就是海外豐富的晚清史料。
我的一位美國收藏同道曾抱怨道：與中國歷史有關的考據，經常難以從中文資料中得到更多的信息，因為“中國人只收藏對自己有利的資料”，而很少收藏其他各方尤其是敵對方的資料。的確，客觀上中國一向不注重對“蠻夷”的事態分析，主觀上則養成了“恨屋及烏”的習慣，但凡是敵人，他們的一切便都是不可信、不可靠的，乃至於他們的文獻資料，亦多被視為異端，最多供一個小圈子”內部參考”。我們的歷史研究，便是在一個已經設定好的框架內，根據設定好的程序，根據需要對史料進行剪裁。此種剪裁，無論被冠以何種高尚的籍口，亦等同於電視新聞製作中所謂的“客觀鏡頭、主觀剪輯”，雖然每一個鏡頭都的確來自實況，但不同的剪裁和拼接卻能讓人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。在對待歷史問題上，我們所表露出來的“選擇性健忘症”，絲毫不比日本人遜色。“ 一史兩制、一事兩制”，我們在史識上和史評上體現出相當強烈的人格分裂和雙重標準。“反面人物”身上的“罪惡”行徑乃至“賣國”行徑，在“正面人物”身上就成了智謀和策略，最多是“多走了幾步彎路”、多交了點“學費”而已。這樣的人格分裂和雙重標準，與日本一方面否認南京大屠殺，另一方面時刻不忘廣島核暴的罹難者，似乎並沒有本質的區別。而同樣的“選擇性健忘症”，日本人更多地是以此欺人，而我們則更多地是以此自欺。僅此而已。
如果要海選“最不被中國人相信的口號”， “中日不再戰”或“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”之類，應當是榜上有名的。但在對日關係上，我們依然會奇怪地堅信：“以德抱怨”的單戀，可以彌和歷史的傷痕，緩解現實利益的衝突。一部講述南京大屠殺的電影，非要自作多情地從“人性”角度去描繪日本士兵的內心掙扎，而甚至忘了展示更有典型意義的殺人競賽。
來自中國的戰爭賠款，曾經是日本賴以崛起的資本；而同樣來自中國的放棄索賠，也對戰後日本的復興起到了重大的作用。等到我們的發展需要資本的時候，那些本該是戰爭賠款的日元卻轉彎抹角地以援助貸款的方式登陸，如此先虧裏子、後丟面子的窩心事，難道不比要求日本下跪道歉更值得我們反思嗎？中國文化，本不應如此阿Q。孔子當年就對“以德抱怨”嗤之以鼻，質問道：如果“以德抱怨”，那“何以報德”呢？大漢王朝時，出於“安全關切”，多次出兵”侵略”匈奴，著名將領陳湯從前敵給漢元帝發去一份奏摺，表示了”宜將剩勇追窮寇”的決心，”以示萬里，明犯強漢者，雖遠必誅！”這種”雖遠必誅”的陽剛精神，後來便逐漸消亡，對待外敵基本就是和親、懷柔，用子女金帛”贖買”回大國崛起的感覺，且美其名曰”以德抱怨”，聊以自慰。
寬容與和解或許是一種美德，但它有個基本前提：真相與懺悔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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