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簡介】
在考察洪承疇經略西南問題時需要注意三個因素，這既是洪氏出鎮西南的背景，也直接決定了他經略西南所採取的戰略方針以及身家結局。其一，南明方面李定國、劉文秀等人東征北伐，意味着永曆政權所擁有的軍力足夠與清軍抗衡，南明與清朝的對抗就此進入相持階段，清廷為此不得不採取戰略收縮態勢；其二，作為兩軍對壘的前線，湖南具有特殊的地位；其三，清廷統治者內部在政治上出現的改弦更張趨勢。這三種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是：洪承疇作為西南五省經略，獨掌大權出鎮湖南，老師靡餉屯兵堅城，不但沒有受到懲處，反而處處得到遷就。這樣的事實，説明了這個階段的歷史並非如人們想象的那麼簡單，而是更加隱晦、曲折和複雜。
從順治九年開始，以西南地區為中心的第三次抗清高潮出現，意味着南明與清廷之間的戰爭進入相持階段。在此之前，抗清復明運動兩起兩落，清軍戰線逐漸推進到西南地區[2]。順治八年正月，清定南王孔有德進駐桂林，以總兵馬蛟鱗克柳州，線國安、全節、馬雄等分守南寧、慶遠、梧州，進逼貴州[3] ；八月，清平西王吳三桂、都統李國翰奉命徵四川，九年分兵攻取成都、嘉定、敍州、重慶等川北、川南地區，駐師綿州，兵鋒直指南明永曆政權。
面對清軍的箝形攻勢，南明方面毫不示弱，“可望承製命定國、文秀經略楚蜀”[4]。五月，李定國與馮雙禮率步騎八萬，出師東征，從貴州鎮遠出發，下偏橋，攻沅州、靖州，破武岡、寶慶，直逼桂林，七月四日攻破桂林，清定南王孔有德不敵自焚。八月，李定國北上永州、衡州，分兵經略江西吉安等地。九月，孫可望自將“駕前軍”會同白文選等，號稱十萬，出兵沅靖，十一月攻入辰州，斬殺清辰常總兵徐勇，從根本上扭轉了自順治六年以來南明在軍事上的被動局面。
清廷沒有料到南明能夠組織如此強勁有力的反擊，急忙調整戰略部署，命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“止往貴州，取湖南寶慶後入廣西剿賊”[5]。尼堪遂率八旗勁旅猛撲湖廣，李定國避其兵鋒，退出衡州，於城外設伏擊斃尼堪，“餘軍輿尸歸，上下憂慮，不遑他事。”[6]清軍在湖南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敗。
湖南以外的地區，南明與清朝在軍事上的接觸也進入相持階段。